? 新華社北京4月5日電 題：你們長眠，我們常念——新華社記者追憶扶貧英烈
新華社記者
脫貧攻堅戰勝利了，1800多名“戰士”永遠地留在了戰場。
清明時節，新華社記者回憶那些印在頭腦里的戰士面孔，說一些藏在心底的感慨。
（一）你把“位卑未敢忘憂國”寫進家書
我清楚地記得，余永流是2020年12月1日早晨去世的。當天11點多，我從遵義那邊得知消息。
他去世5天后，我到觀壩社區采訪。說實話，當時還有點忐忑，擔心余永流只是因為這封信火。
我走進貧困戶家。馮先友說起他兒子查出血液病后，一家生活困難，余永流四處奔走，為他們爭取救助，兒子病情有了很大好轉。姚國和說，平時看余永流工作很拼，沒想到他孩子那么小，“淚奔，一路走好”。
我采訪他的同事。他們你一言我一語：余永流帶他們去四川幫貧困戶孩子上戶口、辦低保；為了吸引企業投資，他多方聯系，還自己畫了圖紙；五個多月的茄子銷售期，他早起到地里督促群眾采摘，夜里做銷售臺賬，有時熬通宵。
他的妻子吳學義手機里保存著一段視頻。
“我走嘍，我走嘍，你就在這里玩喏！”
“爸爸——”
鄉間小道上，女兒左顧右盼玩耍，余永流開玩笑似地呼喚，女兒抬頭，張開雙臂撲向爸爸。
“女兒太小，她好像已經把爸爸忘記了，這讓我很難過。”吳學義說，“不到6歲的兒子，還記得爸爸，有一次老家有人過世，棺槨停在外面，他非要過去看，說‘爸爸在里面’。”
我覺得，余永流信里寫“國之大計”“不辱使命”，不是空話套話，而是他的心聲。從他的言行看，他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人，有強烈的家國情懷，但也是實干派，他的一生就是“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寫照。
33歲的余永流、45歲的馬勇、56歲的徐先文……身處全國脫貧攻堅主戰場的貴州，這些年我采訪多名犧牲干部的事跡，他們的忘我奉獻深深觸動我。沒有他們，不會有今日脫貧攻堅成果的取得。斯人已逝，精神永存。（記者李驚亞）
（二）你是我未曾謀面的大涼山兄弟
“又夢到哥哥。夢里看他一身泥，很難過……”4月3日，大雨，我接到蔣茹倩的電話。
樊貞子（右）在走訪貧困戶（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他們是吳應譜和樊貞子夫婦，在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表彰對象中，他們兩人的名字緊緊相連，犧牲時分別為28歲和23歲。
2018年12月16日，人們沿著崎嶇狹窄的公路，在下方的水潭中找到他們。那天是他們新婚第40日。
翻看一張張合影，兩張笑容滿溢的面孔好似兩個孩子。他們結婚登記日選的是“6月1日”。樊貞子送給吳應譜的新婚禮物，是一本用彩筆記錄愛戀時刻的紀念冊，充滿童趣。最后，樊貞子寫上“未完待續”。
在吳應譜的農村老家，我看到他的家門前掛著一對印有“囍”字的大紅燈籠，旁邊貼著白色挽聯。那一刻，我的心被狠狠地刺痛了。
黃文秀與村民一起采摘運輸砂糖橘（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算起來，到現在，文秀已經走了快兩年。我心生唏噓：4月本是這個明媚姑娘的生月。
2019年6月18日那晚，我開始追蹤百色市樂業縣百坭村駐村第一書記黃文秀山洪中不幸遇難的資訊。第二天我到一線，采訪文秀的親朋好友和村民，不舍的感覺揮之不去：她的美好隨時間的推移而愈發清晰，也讓離去愈發殘酷。
文秀的犧牲，給家人帶來傷痛。文秀唯一的姐姐黃愛娟本在外地工作，現在回家照顧年邁的父母。
4日一大早，黃愛娟和家人一起到陵園，蹲在文秀墓前，跟妹妹訴說家里近況。
“請代我給文秀送一枝鮮花。”我拜托黃姐姐。
文秀應會放心。戰友們懂她。覃蔚峰在她墓前設計了一塊漢白玉的扶貧日記雕塑，那是她扶貧的見證。
家人也懂她。父親黃忠杰身患癌癥，愛女去世后他說自己會堅強，與病魔斗爭，“讓文秀放心”。他謝絕慰問金：“我們不能給黨和國家添麻煩。這些錢，村里扶貧用得上。”
黃文秀的“接棒者”、現任百坭村駐村第一書記楊杰興告訴我，村里貧困人口已“清零”，辦了村集體企業，砂糖橘、清水鴨、油茶產業更興旺。這個清明，不少村民在網上拜祭她。
記者何偉（右一）與同事采訪廣西百色市樂業縣百坭村新任駐村第一書記楊杰興（中）（2019年7月31日攝）。新華社記者 徐海濤 攝
我采訪的不少駐村干部，提到文秀的影響，不是因她犧牲，而是她的純粹和投入。比如，她的扶貧日記繪制了村“貧困戶分布圖”，密密麻麻標注著住址、家庭情況、致貧原因等。有人問文秀，為什么要放棄在大城市工作的機會，回到家鄉？她回答：“總是要有人回來的，我就是要回來的人。”
我采訪得知，今年1月，百坭村村委換屆選舉時，多了3張年輕的新面孔，他們是主動回村的大學生，想向榜樣學習。他們接過文秀的接力棒，踏上嶄新征程。我想，文秀知道了，會高興。（記者何偉）
（五）你們是守住陣地的戰士
我當記者5年多，跑了5年扶貧。
云南曾經的四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都有倒下的扶貧干部。
2019年，吳志宏（右二）在村民家中走訪。新華社發
吳志宏，在滇南的紅河州史志辦工作27年后，前往紅河縣三村鄉駐村扶貧。在這個哈尼族聚居的貧困鄉，他忙著改造危房、解決用水困難、發展產業，顧不上對家人噓寒問暖，更別提團聚：妻子食用野生菌中毒，他沒有回去；駐村近20個月，他幾乎沒給讀大學的兒子打電話，微信交流也很少；與父親居住的小區一街之隔，但他去世那年只回家兩次，見父親一次。他突發腦溢血那天是10月17日，國家扶貧日，我不會忘記。75歲的吳爸爸說，他覺得兒子沒有離開，因為兒子捐獻的器官幫助3名器官衰竭者重獲新生，2名失明者重見光明。
王秋婷（右）到貧困戶家里走訪（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吳國良（右二）與扶貧干部交流工作進展（資料照片）。新華社發
吳國良，當過中學老師、村支部書記，最后一個職務是昆明東川區湯丹鎮扶貧辦副主任。他的公務車輛墜下深溝后，我采訪他的父親、弟弟、妻子，后來他全家都成了扶貧隊員。父親年近花甲，老黨員，說“兒子是他的榜樣”，一直在村里干扶貧。妻子原來是鎮上普通職工，后來到鄰村扶貧。弟弟本在外地工作，吳國良去世后，他也回到東川扶貧，說“完成哥哥未竟的使命”。
我采訪過近10位犧牲的扶貧同志，最小的26歲，最大的近60歲，有漢族、彝族、納西族等。他們大多沒有轟轟烈烈的事跡，就像一個個戰士，守在一個個陣地，必須攻下貧困這個堡壘，哪怕“5+2”“白加黑”，都不會停下腳步。
正是這些戰士，通過自己的點點滴滴，積年累月，拉近了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聯系，這不就是初心嗎？
我記錄他們，是做好記者的本職。同時，我也是作為一個普通人，與他們的身邊人相處聊天，安慰幫助。（記者楊靜）
（六）你是百姓盼歸的燕子
4月3日晚，大源村的駐村干部劉云慧發來信息：村民今天又自發祭奠了詩燕書記，現場讓人止不住眼淚。
記者周楠（左一）與同事在湖南省炎陵縣大源村采訪村民（2月2日攝）。新華社發
之所以說又，是因為1日已有20多名村民祭奠過他。我打電話過去，劉云慧聲音低沉，還在哀傷中。
黃詩燕（右）到湖南炎陵縣大坑村（今大源村）走訪貧困戶（2016年4月6日攝）。新華社發
白天，大源村50多名村民，上至70多歲的老人，下至五六歲的娃娃，帶著自家釀的米酒、山上采的杜鵑，匯聚到“燕歸路”上，追思湖南炎陵縣委原書記黃詩燕。
大源村是黃詩燕生前的脫貧幫扶聯系村。曾經，大源村人用了17年打下路基，始終還是條鄉村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在時任縣委書記黃詩燕的大力支持下，這條路2017年硬化成了水泥路。黃詩燕因勞累過度犧牲后，村民為紀念他，將路命名為“燕歸路”。
71歲的張艮花蹲在路碑前，慢慢倒上三杯酒，淚水劃過臉上的皺紋，“黃書記，我帶孫女來看你了。我不會說話，但我們世世代代都會感謝你，記得你。”
村民的講述，讓我想起2019年黃詩燕去世后去采訪的情形。
在我國基層黨政權力體系中，縣委書記責任重大。要做縣委書記的報道，挑戰比較大，我們也有些惴惴不安。
我當了10年的“三農”記者，與村民打交道比較多。這些村民平時面對鏡頭都緊張，如果多拍幾遍，還會手足無措。但在講述黃詩燕時，我見到了最生動、最放松、最真切的他們。
有人緩緩講述、默默流淚，有人娓娓道來、泣不成聲，有人剛剛還沉浸在溫馨的故事中，下一秒卻手捂著臉，痛悔最后一次見黃書記時明明看他臉色不好，手掌冰涼，卻沒有提醒他去看醫生。
采訪后，我在房間走來走去，思考：這位縣委書記，到底是做了什么，才會讓老百姓如此親近和懷念？
整理筆記，我嘗試列出答案：老黃牛、父母官、家里人。
炎陵地處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之一的羅霄山片區。2011年起9年時間，黃詩燕帶著大家把黃桃種植面積從5000畝增加到8.3萬畝，4811戶貧困戶因此穩定脫貧。他不喜歡拋頭露面，但為了黃桃銷售，屢屢“站臺”當推銷員，百姓都說“大黃抓小黃，抓出金黃黃”。
2014年，炎陵縣有1.49萬戶住房存在安全隱患，需投入6億元，而當年全縣財政收入僅7億元。黃詩燕發“狠話”拍板：砸鍋賣鐵，也要讓老百姓住上新房！
易地搬遷貧困戶張連軍說：“黃書記3年來我家19次，怕我們搬下山不習慣，還給每家配備雜房和菜地，什么事都給老百姓考慮到，真的比親人還親。”
他叫詩燕，也如燕子銜泥般壘起了老百姓的“幸福窩”。他去世后，老百姓對他自發的悼念，讓我深切理解了“政聲人去后”的含義。
不止黃詩燕，脫貧攻堅的“一線指揮官”縣委書記群體里還倒下了姜仕坤、澤小勇、蒙漢……老百姓會記得他們。（記者周楠）
扶貧英烈已化身青山綠水，我們能做的就是經常想念，接續奮斗。（執筆：熊爭艷、屈婷）